字字珠璣！劉鶴任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組長意味著什么？

　　來源 | 華彩咨詢

　　

   

    7月26日，國務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在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組長劉鶴主持會議并講話，國務委員、國務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副組長王勇出席會議并講話。

　　新聞中公布出的會議內容不到600字，但在我們看來可謂字字珠璣。從改革小組的組織架構、組長劉鶴的履新到會議內容的流露、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的調整，我們認為可以解讀出8個主要意涵。

　　

　　一、中央加碼國資國企改革

　　

　　中央對國資國企改革進程提出了更高要求，認為可以進更好更深入地進行國資國企改革。

　　國企改革領導小組成立3年以來，在馬凱副總理的領導之下，一共進行了23次全體會議和多次專題會，從多方面推動了國資國企改革的進程，梳理了若干模式和樣板，建立了在混改、股權激勵、市場化招聘、剝離社會資產、兩類公司改革、國資統一監管、國資委自身職能改革、黨建等方面的良性實踐和創新。

　　實踐走到今天，這些創新和推動依然在閃爍著光芒，但是從中央乃至更宏觀的國際局勢來看，國資國企改革進程與中國目前面臨的國際局勢與經濟發展所需還有一定的空間。具體表現在：

　　

　　我們仍然發現，國資國企改革在過去三年里面，對頒布在若干敏感和需要改革勇氣的領域的頂層設計和1+N制度突破性不足，致使國資系統對此輪國資國企改革的前景、深化程度及力度的信心走低。

　　

　　二、進一步市場化，任重而道遠

　　

　　

　　用市場手段配置資源，促進國企成為市場主體，用若干市場手段解決國企存在的問題，培育整個中國的市場經濟、市場氛圍，完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結構，構建現代市場體系。

　　——此輪改革的初心

　　

　　回望國資國企改革的推進，這些初心的落地還可以做的更好。不僅在企業成為合格市場主體，去除其行政色彩、行政手段介入、行政心態和非市場化因素上有若干深層次問題未能觸碰到，更進一步來看，區域在應對過去一段時間的投融資平臺債務高企、金融風險警鐘高響、地方基建任務民生任務與國企融資能力落差等問題面前甚至采用了更多的行政手段、行政措施和帶有行政思維的非市場化整合做法，這些做法短時間內解了地方的渴、松了地方的綁，但長期來看，這些行政化的沖動和圍繞政績與地方主觀爭面子工程的做法又回過頭來傷害了市場化的改革進程。

　　

　　除此之外，國企還困在“如何理解市場”這一困境中無法自拔：

　　

• 　　首先，世界上并沒有一個標準的市場經濟，每個國家的市場經濟都是結合自身經濟社會金融政治等各方面特點而個性化出的復合經濟體系，中國的市場經濟亦是如此。

　　但是，如果讓中國的市場經濟與全球各國的市場經濟對話，既要滿足于一些公共語言，又要形成自身的獨特優勢。

　　所謂公共語言，無外乎是多個市場經濟之間，在經貿往來、在投資合作、在市場開放、在知識產權等方面的可對話性；而獨特優勢，則來源于中國市場經濟的個性化問題，尤其是中國的產權交易市場的健全、非標資產的流動、大量的債券物權海權林權農權農村土地等各種難以被公允定價的資產。

　　這些標的如何流動起來呢？中國市場經濟的核心特點是，標準化資產只是其龐大資產的一小部分，非標化資產則是另外一個非常巨大的組成部分。

　　如何讓非標資產流動起來，這是中國市場經濟面臨的非常龐大的問題。非標資產是否能流動，嚴重決定著中國能否走向市場經濟，能否讓中國居民獲得資產性收入。

　　因此，多級產權市場以及若干交易中心該如何在法制和政府有效運行基礎上更個性化地形成其定價機制，這是此輪市場化的關鍵之一。

　　不論是茶葉還是海產品、農產品，還是其他各類非標資產都需要定價機制，價格發現以定價機制推動，是中國打通市場經濟最后一公里的核心問題，也是此輪國資國企經營產業之外所需的外部經營環境。

　　

• 　　除此之外，如何讓國資國企充分認識到市場化的魅力，學會運用市場化手段解決之前的行政遺留問題、歷史積累問題，以及在面對可以采取多樣化措施解決的問題時，如何考慮到不同手段的后遺癥進而進行科學決策，都屬于市場化的核心問題。

　　可以說外部的挑戰和波動是永恒的，是各種外部問題在不同階段下動態矛盾呈現的產物，但是內在的定力和主題是持續的，是一以貫之的，而市場化就是其中一個核心脈絡。

　　把龐大的國資國企及核心影響圈直接帶動的要素進行市場化，不僅對整個中國的發展、中國市場經濟和現代經濟體系的培育是一個核心突破引擎，更重要的是，他是對市場體系建立和現在經濟體系建立的龍骨和主脈絡。

　　

　　三、國有資本不是國有企業

　　

　　國企改革領導小組最終的工作對象是國有資本而不是國有企業。

　　不管PPP、PTIP以及新的美日歐貿易協定將走向何方，也不管中國和西方國家的貿易問題在不同時段表現為哪一種結構或矛盾，中國有意識地降低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成分當中的數量，提升其質量，減少其在產業分布和經濟社會當中的泛存在，努力去優化其布局，減少國資國企在中國社會當中的高滲透性，使之在命脈、核心、關鍵環節進行掌控。

　　從整個社會結構當中，尤其是在高度市場化競爭領域當中減少國企的存在，不僅是應對短期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關于所謂“自由自由資本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競爭這一偽命題的不得已手段，還有長期來看是解決國資國企定義、功能、作用的基本問題的關鍵澄清。

　　長期而言，國企作為一個管理對象的重要性遠遠弱于國有資本的重要性，原因在于：在未來的開放、高度有活力和競爭力的市場經濟體系當中，真正有魅力、體現中國優勢的東西是優化了的國有資本，是以股東、基金、聯盟、合作者、孵化器、生態鏈、友商、投行、科技資源掌控者與共享者、貿易伙伴等多種身份存在國有資本，這才是未來的一個關鍵趨勢。

　　此時，國有資本不是對國有企業中國有出資部分的描述，而是把國有資本其中一部分拿去打造具體的國有企業，還有很大一部分拿去打造投行、科研院所、研究機構、與企業的聯盟、貿易推動者、理論研究者、國際化促進者、創新驅動引領者，變成管委會、人群服務平臺、協會推動者，這時候的國有資本是真正的有機力量，是中國發展的引領者、推動者、創新者，又不是具體的某一個企業。

　　

　　國有資本可以扮演太多的角色：核心企業，供應鏈及產業鏈控制者，生態鏈控制者，股東，基金，投行，供應鏈伙伴，產業鏈伙伴，生態圈伙伴，各類經開區管委會，商幫盟友，各類聯盟伙伴，協會成員，非盈利性組織，各類利益分享朋友圈，服務伙伴群，協作與外圍企業，各類平臺（互聯網，科創，金融服務，產學研協作，創客）。

　　

　　

　　國資占據了核心命脈關鍵環節，未必最終表達為在若干企業當中都分布著強大的高比例的國有企業股份。

　　國有資本在社會上化妝起來，融化在結構深處去，藏在更命脈更深層更前瞻的環節去，國家才更有價值，發展才更有后勁，所以現在的國企改革表面上是把若干央企、各地國有企業管理好，搞一些統一監管，更深刻的命題、更大的要訣是把國有企業加工成各式各樣的國有資本，充分地充斥于社會，布局于社會，真正體現黨領導的解，真正把國家地前瞻布局建設引領功能體現出來。

　　中國要獲得生機勃勃的經濟生態，對中國國企而言，未來在經濟社會當中占有的經營業績收入、利潤以及市值地比例是會降低而不是增加。但這種降低是福不是禍，證明了中國把國資做大而非把國企做大。

　　把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這是國資的質量和引領力，而國企的做強做優做大講的是分布更合理、結構更科學、功能更正確、引領力控制力抗風險力更強而不是規模，規模在這一輪國資國企改革中是次要的關鍵點。

　　

　　四、不是國資委一家獨唱

　　

　　從此次國企改革領導小組的組織架構，可以看出，中央已經更深刻地認知，國資國企改革不是國資委一家的事，是全黨全國的一件大事。

　　小組的組織架構不僅體現了黨領導一切的主抓手，更是體現了中國經濟的定力地多樣化組合工具，是展現出中國政府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引領驅動、布局、風險和強有力管理的主抓手，所以國企改革絕不是國資委一家的事。

　　發改委等多個部委共同來完成國企改革的組織協調與推動，不僅能夠把國企改革的很多問題從政策孤島、改革孤單、推動孤島、管制孤島走向貫通，更進一步來看，能夠使得國資國企改革在若干部委層面也成為其工作重心之一，使其在出臺政策時能夠與國資國企改革相共振。

　　換言之，此次國資改革領導小組的調整，也貫徹著在國務院層面形成國企改革命運共同體的新改革思維。

　　

　　五、國資國企改革離不開中小企業

　　

　　國企改革領導小組劉鶴同時身兼多個國務院小組組長或負責人，特別是身兼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組長、國務院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意識到七百萬中小企業的命運與國企的改革是分不開的，這不僅是魚與水的關系，在今天的市場經濟、消費經濟的引領之下，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關系，不可能分得清，這種血脈相連的生態，在改革上一定是牽一發而動全身。

　　

　　拆掉一堵墻是此輪國企與中小企業改革融合的核心內涵。

　　

　　只關注國企做強做優做大，勢必會對民企產生擠出效應。前幾年，甚囂塵上的民營資本的脫實向虛，以及近幾年社會資本投資總額下降，用事實說明了這一點。

　　沒有國企改革作為創新氛圍突破氛圍環境改造氛圍，單純的中小企業的發展從成本化到規模拼殺到多元化狂奔以及階段性投機與市場套利是不歸路。國企與民企的合理關系應構筑在國企通過引領作用打開發展空間，中小企業之后再來進行突破，以及國企創新，打開內部市場，帶動民企進入全新領域，比如說軍民融合。

　　以及國企在若干發展領域廣泛和民企攜手，運用民企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創新，既改善自身的運作又優化自身的競爭力，這是當前所推動的混改的核心命題。

　　還有在國際化領域中，國企與民企抱團出海，國企做破冰船，民企跟進，國企突破政商關系，民企用靈活性與市場競爭能力進行國際化生根。

　　亦或是國企不斷在基礎研究、在關鍵技術突破、關鍵模式突破上做好引領。

　　但是在市場最后一公里，產品的成本，在生態鏈的細膩程度和顆粒度上，民企展現出自己的優勢。國企改革與中小企業發展命運相連，改革相生，命運相依，已成為鐵的事實。

　　下一步，劉鶴多頭作業的身份能夠把國有企業改革和中小企業改革深刻地銜接在一起，體現一種大國企改革觀，而非關門造車，體現一種把國企和民企視為一種生態來改革的更整體的改革思想而不是割裂的改革思維，體現國企好了民企會更好、民企好了會推動國企好的互惠思維。

　　國企的改革紅利要傳導到民企當中，國企改革不光要有利于國企，更要有利于全國，民企的創新融合也一并衍生到國企當中，使得國企也能享受到創新帶來的影響。

　　

　　六、美歐貿易結構發展影響深遠

　　

　　劉鶴同時任中美、中歐以及國企改革組長，這是偶然還是存在某種干系？

　　中美貿易戰中最焦灼的無外乎政府采購、知識產權、國企保護，這幾項當中無論是哪樣，都和國資國企改革緊密地銜接在一起。

　　反過來說，在美歐對中國并購進行拒絕，進行政治化地形成中國威脅論的默契之后，中國國企的國際化進程實際上受到很大的阻礙和干擾。

　　同樣，也許這幾個命題背后有一個內部貫通和總的協調。

　　最后我們發現，中國國企改革既有與美歐進行合作打造知識產權與創新的生態鏈，也有中國制造與德國4.0、美國再工業化、在科技化等命題的激烈碰撞，未來如何協調這些碰撞，也是一個關鍵問題。

　　美歐在新平均主義出現后出現了民粹主義與再工業化、再科技化風潮，歐盟則是走上了擴容與貿易再開放之路。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美歐都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貿易結構調整，科技結構調整以及在新的國際局勢下的金融政策的有效應對。

　　此輪劉鶴的履新等于是把這些問題進行了貫通思考，也體現出了中央的頂層設計與系統理念。

　　

　　七、金融改革進程并駕齊驅

　　

　　中國金融改革進程不僅影響著如何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如何應對未來一段時間里甚至有可能引發的金融層面的各種風險，更進一步來看，國內的金融監管改革大局已定，資本市場改革、金融機構改革必將是重大命題。

　　在金融資本管理劃歸財政部之后，更引發了中國產融結合將往何處去的思考與困惑，也帶來了了中國金融體系如何進一步脫虛向實，金融為產業服務這一命題如何實現的困惑，也產生了了今天的大量的國有企業，一手做實體經濟一手玩金融業務，既有很虛的融資性貿易、套利型利潤，也有大量良性的用供應鏈金融、產業鏈金融來優化自身產業競爭力的產業實踐。

　　怎么對這些問題進行客觀而因地制宜的看待和處理，也要看此輪劉鶴履新之后把國企改革與中央金融改革工作議程進行對接的有效的安排。

　　

　　八、分類分層積極推動混改

　　

　　所謂積極推動混改，就是之前混改過于謹慎，對混改可能引發的問題推諉塞責，尤其是對追責問題，對或有的國有資產流失潛在風險缺乏擔當，也缺乏中央相應科學政策安排后，出現了上面熱下面冷的不對稱格局的必須應對。

　　

　　此輪積極推動混改無外乎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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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層面對混改的科學看待以及對混改乃至更廣義的改革出臺，各種容錯政策及措施，對沖單純的追責制度所可能產生的抑制效應。即既要追責，又要對特殊情境進行容錯，如此才能中性推動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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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各級推動方，包括國資委、國有資本運營公司乃至于對重大混改具有領導責任的政府方，如何對不同類別的混改進行區別對待，對商業一二類、公益類和國家安全類等不同類型企業的混改進行區別對待，對特殊情境進行一定的授權和決策簡化，甚至是一攬子授權，同時對母子孫不同層級的混改進行不同級別的授權和管理。

　　以及對于國資與社會資本共同出資新設企業，國資在二級市場購買公眾公司股份，國資委作為實際控制人的公眾公司股份在二級市場向社會資本流動等特殊情形進行分類及場景化管理勢在必取。

　　換言之，混改本來是中國國企最快通向市場化的一條快車道，但目前來看，中國企業對如何更快更好走向混改的認識和手段、緊迫性仍然不足，阻撓了國企改革取得更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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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于更好地分類分層。對于不同的對國民經濟、國家經濟主權、國家網絡主權、產業、人民生活、各類風險觸發及傳導能力影響力不同的國有企業的混改進行個性化、場景化處理，既要注意科學的分類分層，又要避免把分類分層搞成一事一策，還是要努力出臺具有較強指導意義的操作細則，有利于混改更好更快更高質量地推進。一般我們認為，有效地混改有以下7個層次地作用。 

　　

　　

　　混改的七個由淺入深的層次

　　1.股權結構調整

　　2.在特許經營及特許領域發展公私合營（PPP）

　　3.區域全域國資經營全方位合作

　　4.國企以基金為主要手段的股權及產業投資

　　5.資本運作方面深度合作

　　6.把一個國企改造為一條（多條）有機的產業鏈

　　7.把國資國企改造為開放的創新生態與經營平臺

　　

　　尤其是越往后，通過混改把國有企業改造成一條生機勃勃的產業鏈，乃至幾條生機勃勃的產業鏈，我們最終獲得的不是一個國有企業，而是一個鏈條，而且這個鏈條不是像中糧所說的全鏈條國有資本控制，而是一個產業鏈上的關鍵環節、核心部位。

　　高產業引領環節、高風險環節使國有資本失控，其他環節是開放的，這個鏈條的引領、控制、推動是國有資本在負責，鏈條的運行是國有資本和社會資本共同作用的結果。

　　像這種境界的混改，是之前的混改沒有意識到的，只認識到了混改是民營資本可參股國有企業，這頂多是二者五十對五十合資的資本層面或者是股份層面的混改，沒有意識到混改更深層次的應用。所以，此輪對混改的深入推動是關鍵。

　　此次國企領導小組還肩負一個責任，對若干基礎領域進行研究，這個就很有嚼頭了，那么到底什么是基礎領域，到底研究哪些基礎領域，我們認為，不僅要簡單看到中國目前面臨的很多現實問題，更廣義的來看，更充分的來看，國資國企改革還面臨更為基礎的問題。

　　

• 　　比如說前不久，中央推黨建，甚至國內理論屆對黨建嵌入公司治理都有不同的認知，其實從根本理論上來看，西方資本主義三百年，就在推一個股東價值最大化，而股東價值最大化既會產生積極地、市場化的作用，也會產生很多的社會罪惡。

　　資本主義所有的弊端和腐朽，其源頭就在股東價值最大化，馬克思把這一點看得很清楚，西方把這一點也看的很清楚，但是，對這樣一個社會力量，社會場所綁架而不能有為。

　　過去，企業特別強調貨幣資本、公司治理、權力分配，根本依據是管理資本（模式，創新，規則，制度，流程及經營資本，并購技術，成本技術，成本管理技術，供應鏈管理技術，生態鏈管理技術，聯盟管理技術，國際化管理技術）以及人力資本、創新資本、遠見資本（研究、前瞻、未來發現）等作為企業獲取未來的關鍵。

　　融合多樣化資本經營好一個企業，這些基礎研究是普遍的、匱乏的，既在西方批判我們是國家資本主義時無言以還，也在西方質疑我們新老三會治理，包括今天的黨建嵌入公司治理時無言還嘴，找不到道德高地和理論高地。

　　那么中國提出黨建嵌入公司治理，其實就是想解決由黨委會負責員工利益、客戶利益、社會利益、產業利益，而對原先單獨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這樣一個不均衡的狀態進行調和。最后做到一個企業要為顧客、員工、社會、產業、股東這五個主體均衡化而奮斗，這既能夠很好的承接十九大提出的“五位一體”戰略，長期而言的話，是企業與社會、企業與產業、企業與生態、企業與市場、企業與政府、企業與城市、企業與社區長期和諧共存的關鍵，更會成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社會制度先進性的組成部分，這就是最基本的理論研究突破。

　　到底公司治理的目的是什么？過去我們特別強調公司邊界，甚至科斯著名的交易理論就是把交易界定為在公司邊界以內是內部交易，邊界以外是市場交易，但是我們今天更進一步的發現，這個理論在今天至少不是未來正確的一個理論，它沒有未來的正確性，為什么？

　　今天的企業真正運行遠遠地超出了它的邊界，企業是按資本形成的邊界，但是運行的時候，它的生態遠遠地超過了它的邊界，所以研究企業的生態比研究企業的邊界更為重要，這就是所謂的基本理論。

　　國資國企改革，黨建嵌入公司治理，還帶出了若干的基礎理論，比如說國企是否應該有邊界，是否應該有些領域不進入。前不久，理論界普遍認為不存在邊界，但是今天我們還是要問，真的不存在邊界嗎？

　　更進一步來看，國企的黨委書記和董事長是不是企業家？

　　到底應該如何對待他們？

　　限薪之后廣義薪酬怎么辦？

　　廣大創新者的職務發明當中有沒有個人的貢獻？

　　如何對個人進行確權？

　　更在國企混改，國資委和國企到底是什么關系，國企的體制機制的優勢和劣勢到底怎么看待，以及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辯證關系到底是什么？

　　在種種問題上莫衷一是。在理論上進退失據，無力對過去問題進行優化和糾正，更無力引領未來，發現未來。